今天，當我們提起山西，第一個印象就是煤礦大省，第二就是無日無之的煤礦意外，然後呢？可能是空氣不佳，接着就沒什麼別的印象。當我們翻開歷史，在離我們不過三百年前的清代初年，山西以商業發達而聞名，當地的平遙縣、祁縣、太谷縣，被後來的人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民國時代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就是太谷人。
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山西商人創造了「票號」這種金融機構。清代商業發達，資金流轉如果動輒要運送大量銀兩的話，勢必造成流通和安全的問題。聰明的山西商人便經營票號，讓存款人兌換成銀票，然後到目的地提取現款。山西的票號，縱橫四海，匯通天下，到清末時，更在國外如朝鮮、日本等設立分號。
山西是春秋時代晉國的封地，後來三家分晉，成為了戰國七雄的韓、趙、魏。山西的商人又稱晉商，晉商的成功，可說是儒商文化的又一傑作。
什麼儒商文化？就是為商者，不僅具備商業才幹，還有儒者「見利思義」、以家國為己任的大我精神。據余秋雨《抱愧山西》的描述：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與他們良好的整體素質有關。這種素質，特別適合於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因此也可稱之爲商業人格。......
講究信義。
.......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爲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很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態」，在南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不僅如此，他們在具體的商業行爲上也特別講究信譽，否則那些專營銀兩匯兌、資金存放的山西票號，怎麽能取得全國各地百姓長達百餘年的信任呢？
如所周之，當時我國的金融信託事業並沒有多少社會公證機制和監督機制，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金融信託事業的競爭，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而在這場競爭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於領先地位，他們竟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業同行互間的道義和商業行為本身的道義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給中國商業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義上的光彩，也為主攻思想史上歷時千年的「義利之辯」（例如很多人習慣地認為只要經商必然見利忘義）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嚴於管理。
山西商人最發跡的年代，朝廷對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約束，面對如許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卻很少有隨心所欲地放縱習氣，而是加緊制訂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一切無序的行為至多得力於一時，不能立業於長久。
我曾恭敬地讀過上世紀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科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的隊伍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號總經理雷履泰這樣的人則完全可以稱之為商業管理大師而雄視一代。歷史地來看，他們制訂和執行的許多規則正是他們的事業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訣所在。
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內部機制上改變了一般的雇傭關係，把財東和總經理的關係納入規範，總經理負有經營管理的全責，財東老板除發現總經理有積私肥己的行為可以撤換外，平時不能隨便地頤指氣使；職員須訂立從業契約，並劃出明確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察升遷；數字不小的高級職員與財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與共、情同一家；總號對於遍布全國的分號容易失控，因此進一步制定分號的報賬規則、分號職工的書信、匯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常，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不必為已有產業搞得精疲力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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