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種風情澳門遊

近日到澳門逛了逛。澳門是一座不會讓人發悶的城市，因為它很弔詭。

一方面，隨着賭權的開放，近年落成了不少結合賭場、酒店、食肆與娛樂表演的奢華度假城，如我們這次所住的大倉酒店，提供日式的貼心服務，便是座落銀河度假城之內，毗鄰威尼斯人和新濠天地，我們也專誠到新濠天地觀賞口碑甚佳的「龍騰」與「水舞間」表演。

另一方面，澳門的整體發展規劃不及香港，卻造就澳門境內保存了多個歷史建築與不少庶民文化，包括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舊城區，以及在香港已幾乎消滅殆盡的排檔、舊式茶樓、粥底火鍋等等。

也許自知發展的局限，澳門在保育和創新方面都花了很大工夫。這次我們到訪的聖地牙哥古堡酒店，便是一個成功的保育例子。酒店前身是一座建於17世紀的城堡，是昔日的軍事防線，以抵禦歐洲敵國和當地海盜的入侵。酒店保留了當時的拱門、小教堂、小徑迴廊等葡式設施。儘管只有十二個房間，入住不易，但訪客仍可隨意參觀酒店對外開放的部分，品嚐餐廳的英式下午茶，或眺望景色宜人的西灣， 或欣賞酒店內美輪美奐的裝潢。

另一邊廂，澳門又以自資創意品牌「澳門佳作」，與藝術家及設計師合作，以引人入勝的文化底蘊，作為藝術創作的泉源，開創既平易近人又別具特色的澳門創意產品，以達致「實現活文化、創品牌」的理念。旗艦店位於大三巴牌坊，而我們這次在氹仔官也街，看到他們與商業機構合作的結晶品──咀香園之澳門佳作。一座四層高的建築物外牆給塗上了親切的土黃色，配上活潑的卡通塗鴉，令人一見難忘；而內部的裝潢則新舊交融，擺設趣味盎然，巧見心思，讓我們花了不少時間拍照，也因此買了好一些紀念品，甚至重拾學生時代的愛好：寄明信卡回去。

澳門生活節奏閒適，讓人有空間和時間表達對身邊的人與物的關懷。在亞婆井前地附近的「貓空間」，在我們探訪時，有六、七隻貓兒在內蹓躂。雖然貓生性冷傲，不大理睬陌生人，但有時候卻會互相鬥氣生事，要勞動店主分開牠們。

小店原是一間設計公司，因負責人愛貓，所以收留照顧流浪貓，並售賣原創的貓主題產品，如貓T-SHIRT、布袋、鑰匙扣等，用店主的說法，就是「護生＋文化藝術」，以維持小店的營運及免費的領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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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艷之旅

先請網友欣賞一曲《檳城艷》：

上週到了這個「馬來亞春色綠野景緻艷雅，椰樹映襯住那海角如畫」的地方旅行。挑上檳城，乃因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認可的世界文化遺產(World Heritage Sites)。

喜歡遊覽古蹟名勝，是為了欣賞美輪美奐的建築物，感受當地沉澱久遠的文化氣息。在這方面，檳城絕不會令人失望。

在檳城首府喬治城(George Town)，有殖民地時代的西洋建築物、各種宗教的寺廟，還夾雜着各地建築特色的民居，跟你訴說着喬治城過去數百年的歷史變遷。

在喬治城，我愛上了一藍一綠的民居──張弼士故居及僑生博物館，它們都是當地華僑富商所興建的豪宅，既有中式天井和玳瑁桌椅，又有英國花磚與彩繪玻璃，中西合璧，繽紛多姿，洋溢着「景致艷雅」的南洋風情。

張弼士故居 (Cheong Fatt Tze Mansion)

僑生博物館 (The Pinang Peranakan Mansion)

除了豪宅外，在喬治城的街頭，隨處可見各式各樣的舊居。有些荒廢多時，一片頹垣敗瓦，滲透出歲月如流的唏噓；有些則經復修，塗上了鮮艷奪目的油漆，改建成小店或酒店，聳立在街頭一角，蔚為奇觀。

像我們入住的Hotel Penaga，原來是一座四十年代的建築物，經復修後，成為一間精品古蹟酒店，於2008年起營業。選酒店時，瀏覽過它的網站，深深給建築物外觀及內部裝潢的典雅美所吸引，儘管房價不便宜，仍租了下來，幸好網站沒有言過其實，這確是一家小而美的酒店，絕對是物有所值。

Hotel Penaga

同樣令人感興趣的，是當地的宗教共融。在一條街上，一頭是華人的觀音廟，中間是不同姓氏的宗祠；另一端是「小印度」和他們的印度教廟宇；拐彎不遠處，是一座回教廟；再走十多分鐘，便是一間教堂。宗教敬拜場所之多，令人目不暇給，但各人卻又相安無事，實在難得。

跟宗教一樣紛繁的，是當地的菜式品種。這裏有華人的酒樓，也有粥粉麵，不過豬腸粉是鹹的，豆沙餅也是鹹的，大概是沾上了馬來亞人嗜鹹的飲食習慣吧？酸辣的馬來叻沙自然是少不了，而印度的咖哩店更如雨後春筍。

喜歡酸鹹辣的朋友，檳城定會讓你大快朵頤，不好此道的朋友如我輩者，就當作一次飲食經驗，不妨淺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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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怎樣遊澳門？

十月份兩次澳門遊，月中的一次是和家人到澳門，吃東西、買手信、逛大三巴；月底的一次是跟朋友一塊去，除了遍嚐特色的風味美食外，還參觀了澳門藝術博物館的「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文物特展」，又在翌日早上出席聖老楞佐教堂 (St. Lawerence’s Church)的諸聖節彌撒，體驗一下當地的宗教文化。

回來個多月後，終於找來一個空檔時段，稍稍把照片及資料整理了一下。

以下一輯是澳門遊的快拍：

延伸閱讀：
．利瑪竇(Matteo Ricci)小傳
．《利瑪竇在中國——西學東漸第一人》
．利瑪竇的傳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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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難題」波瀾再起

以研究中國文化史蜚聲世界學壇的英國學者李約瑟，提出「既然中國在十六世紀之前的科學技術一直領先西方，為什麼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出現？」這個問題被稱為「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自己的看法是，中國很早便推行中央集權由上而下的官僚制度，其弊端令新的觀點很難被社會接受；長期的「輕商」政策，抑壓了新的技術開發；而中歐的地理環境迥異，也使歐洲人更願意競相衝破阻力，發展科技。

「李約瑟難題」引起人們的熱烈討論，一直到現在仍沒得出一個完整的答案，近期又成為關注點。

這星期林行止在其《信報》專欄撰文（全文按此），推薦陳方正《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

陳方正溯自古代文明傳統、循不同地域的文明起伏，追蹤科學發展的脈絡，對西方16-17世紀之前科學史做了通史性質的論述，指出以數學表達宇宙秩序的種籽源自愛琴海世界的自然哲學觀，因此現代科學的源頭就在古希臘，而現代科學出現在古希臘科學遺產的主要繼承者歐洲那邊，也是必然的。西學東漸，卻因中國本身文化根深，沒有適當和合催生的條件，當然無法產生大爆炸性的思想融合，所以中國實用科技的成就仍歸科技層次而生滅；繼往開來的普世科學「生命力」仍未具備足夠條件在中國結果開花。

這個理論的基調，似乎跟張信剛不謀而合。

六月初張信剛在《古典希臘文化與西學東漸》中寫道：「假如說古典中國文明的主要關注點在人的今世和社會倫理，……古典希臘文明更多的關切是在尋找自然界的奧秘和發現真理的途徑。因此在所有古代文明中，希臘文明更加注重客觀真理和理性思維。」雖然希臘破落了，其文明卻透過羅馬帝國的傳播和轉承，影響了中古伊斯蘭文明和近代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主義，進而為現代科學奠定基礎。（全文按此，或參閱筆者的摘編）
 
陳方正和張信剛對「李約瑟難題」的解答，是採用探討中西文化之異的方法。往者已矣，我想，大多數的人更有興趣的是，未來中國能誕生土生土長的傑出科學家嗎？

這裏容我引入一個相關的問題，就是「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的提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清華大學教授張緒山於六月號的《炎黃春秋》撰文回應（全文按此），認為錢學森心裏已有明確的答案，不過是委婉地提醒當權者，改革開放三十年，已取得不少成就，現在是時候解決人才培養的問題了。

就此張緒山回顧建國六十年政治現實，對人才的摧殘，沉痛感慨；溯本清源，則直指是中國文化及儒家教化的問題。近世以來，中國常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知識份子憂國憂民，汲汲為國家發展尋求出路，往往病急亂投醫，或一味引入外國學說，或恨不得大力鞭笞傳統文化，都是過猶不及之策。張緒山亦未能走出此一窠臼，但其見解也有參考的價值，故摘編如下：

深究「錢學森之問」，我們會發現，現在的教育不僅沒有培養傑出科學研究人才，同樣也沒有培養出傑出的學者和思想家；而大科學家與大學者、大思想家，所賴以湧現的土壤是相同的。是怎樣的土壤呢？在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已提出，文化思想的創造需要三個基本條件：一是天才人物對學問的真興趣，二是充分的思想自由，三是充足的閒暇（時間之保障）；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1. 從生物學角度，潛在的天才人物在每一個群體和每一個時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真正的學問愛好者從來不乏其人，然而，即使是天才人物，對學問的興趣也很容易被引向歧途，偏離學問之境。
   
   中國社會從春秋戰國時代開始，文化實用主義決定了對形上思維的欠缺，而兩千餘年間儒家思想所宣導的「學而優則仕」，更將絕大多數才智之士的興趣吸引到了官場；儒家「修齊治平」的「治人術」成為士大夫階級「學問追求」的核心內容，註定了學者的心靈與「非人事」學問的隔膜。
   
   到了今日，官場上「人民公僕」「瀟灑」地揮霍國民財富，國人聚談官場現狀則為之痛心疾首、切齒為恨，獨處觀望則心嚮往之、垂涎三尺，恨不能那「好事」立刻落到自己頭上，在此情況下，我們還指望讀書人對學問有真興趣嗎？
2. 對於傑出人才的成長，思想自由簡直就如同空氣與水分對於生命一樣重要，然而，思想自由絕非每一個群體和每一個時代都能提供。在我族兩千餘年皇權專制社會的歷史上，「思想自由」是與「無父無君」一樣被視為怪異可怕的名詞，只有兩個時代是例外，一是春秋戰國之際，一是清末民初。這是兩個政治上非常態的時期，但又是真正稱得上群星閃耀的時代。
   
   正如絢爛的花園要以百花爭奇鬥豔才能形成一樣，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的星空，抽取了「思想自由」這個最基本的內容，不可避免地暗淡下來。沒有思想自由的法律保障，幻想大師巨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於華夏大地，直猶如緣木而求魚。
3. 對學術研究有真興趣的天才人物，還需要有充足的時間保障其思想自由條件下研究活動的進行。在民國時期接受教育的人物中，錢鐘書與季羨林是國人非常熟悉的大學者，然而，錢鐘書有下放「幹校」勞動空耗其不世出之才的經歷，季羨林有過進牛棚、挨批鬥的遭遇，此二人都為「不得閒」而荒廢了一生最具創造力的時光，只是在晚年才重得閒暇而在學術研究上綻放出應有的光彩。
   
   任何人，包括那些不世出的天才，設若先是被各類政治學習、現在又被沒完沒了的表格所耗費，沒有自由研究的充足時間，其結果必定是一事無成。

最後，就以高錕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後、《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諾貝爾獎離我們有多遠〉為本文作結：

高錕是幸運的，他自幼在寬鬆的環境下成長。…….從來沒有人阻止他「異想天開」的夢想。9年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生涯，他同樣有條件去塑造學生們「自由的心靈」，塑造「敢於表達意見的文化」。「能够做前所沒有的事，我感覺很滿足」，這是高錕成功的最大秘密，也是那些朝思暮想諾貝爾獎而不得者最容易忽視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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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文明的傳播與傳承

一直對希臘文明很感興趣，可是對它的認識，卻非常粗淺。只知道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三師徒，他們是希臘的三大哲人，奠定了希臘璀璨的文明，也深深影響了後世西方社會的結構發展。我想，他們的地位，與孔子之於中國、釋迦牟尼之於印度，差可比擬。

希臘的強大維持不久，它的文明是怎樣傳播和承傳下去的呢？長久盤旋在我腦海的問題，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張信剛便給我一些啟示。他從今年三月底始逢星期五在《信報》開闢一個〈遊走於文明之間〉的版面，曾一連三集介紹希臘。我摘編了一些，從希臘歷史發展，簡述它的政治變遷，最後歸結到文化上：

希臘歷史上幾個關鍵時期
西元前479年，希臘擊敗了波斯的第三次進攻，成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這是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最為強盛和古典文明最為興旺的時期。雅典自由市民的民主政治和斯巴達奴隸主的全民軍事化制度，可以說是古典希臘城邦政治的兩種典型；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是古典希臘哲學和科學的代表人物。

西元前323年，這一年亞歷山大大帝逝世；此前，他的馬其頓王國已經征服了希臘的各個城邦，以及埃及、敘利亞、波斯、中亞各地以及印度河流域的一部分。他的去世標誌着古典希臘的終結，也是希臘文化向四周擴散的「希臘化時代」的開始。

西元前30年，羅馬的奧古斯都（Augustus）征服埃及與小亞細亞；羅馬帝國的力量達到頂峰。但是，羅馬人的宗教信仰、生活習慣、建築、修辭學、美學都轉向希臘學習；政治上的征服者變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西元330年，羅馬的君士坦丁皇帝決定把首都遷到位於黑海口的拜占庭，改名為君士坦丁堡；定基督教為國教。不久，在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各有一個皇帝。西元四百七十六年，西羅馬帝國被屬於日爾曼民族的西哥德人滅亡。東羅馬，即拜占庭帝國在兩個世紀後則完全希臘化，正式用語也是希臘文。

從本質上看，拜占庭帝國是由羅馬政體、希臘語言（與文化）和基督教這三大元素所組成。也就是說，羅馬貴族在古希臘文化的領土上與本地人融合，大家逐漸皈依了基督教，但仍用羅馬的政治結構和基本法律治理國家。

希臘文明與拜占庭強盛互為因果
法國歷史學家布勞岱爾有一個著名的觀點：「沒有地理，便沒有歷史。」拜占庭的立國之道就在它能把經濟力量與軍事力量配合使用，讓它們相互促進。它長期是地中海貿易的中心，亞歐交通的樞紐。眾多的海港、大批的船艦、多民族的人口使它的經濟充滿活力。

拜占庭帝國1000年來的盛衰

今日地中海地區的國家分佈

拜占庭的「軟實力」就是它的文化。一個是宗教，另一個是語文，而兩者是聯在一起的。

拜占庭「軟實力」最為明顯的例子是對斯拉夫民族的教化。第九世紀時，有一個多瑙河之北的斯拉夫民族的小國的國王請求拜占庭派人去他的國家傳播基督教。拜占庭派了長期在北方居住，通斯拉夫語的Cyril 和 Methodius 兩兄弟。他們除了宣揚基督教義之外，還以希臘文的大寫字母為基準，創造出一套今天斯拉夫民族通用的西裏兒字母（Cyrillic Alphabet），並用這套字母翻譯了《聖經》。

大部分斯拉夫民族，如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因此才有了文字和民族宗教。斯拉夫教會把這兩位希臘兄弟祝升為聖人，拜占庭的「軟實力」不可謂不強矣！

歷史真是充滿諷刺！羅馬人本是希臘人的親戚加鄰居，他們征服了希臘人之後被一批北方的民族滅亡，羅馬的國號要靠希臘人繼承。後來北方民族成了基督教的捍衞者。

希臘文明成為西歐現代科學的濫觴
近幾年我（張信剛）時常在內地作有關中國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伊斯蘭文化的演講。聽眾最常提的問題是「你如何回答李約瑟難題？」也就是，「既然中國在十六世紀之前的科學技術一直領先西方，為什麼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出現」？

我常說：「讓我嘗試回答一個相關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現代科學和出現在西方。」

現代科學之所以出現在西方有三個要素：古典希臘文明，中古伊斯蘭文明，和近代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主義。

假如說古典中國文明的主要關注點在人的今世和社會倫理，古印度文明的主要關注點在人的心靈活動和自然界（包括一切生命）的創生，持續和毀滅的過程，古埃及文明的主要關注點在神靈與統治者的結合和身後世界，古典希臘文明更多的關切是在尋找自然界的奧秘和發現真理的途徑。因此在所有古代文明中，希臘文明更加注重客觀真理和理性思維。

許多古代希臘著作被翻譯為阿拉伯文，並成為早期伊斯蘭文明的學術根源。無論在實際的學科如天文、地理和醫學，還是在抽象的哲學、法律和教義中，伊斯蘭學者都大量借鑑了古典希臘的著作。即使在宗教法律的解釋中，伊斯蘭學者承認並且注重類比推理和眾人公決的原則。

十二世紀之後，正統伊斯蘭趨向保守，失去了思維創新的動力。但是，同時期的歐洲卻逐漸從幾百年的夢魘中蘇醒。通過西班牙、西西里和北非各地的接觸，許多歐洲學者把大量阿拉伯文的著作，包括很多早期翻譯自希臘文的著作，轉譯成拉丁文。這些著作隨着紙和印刷術的應用使歐洲的教育普及起來，學術氛圍濃厚起來。

十五世紀，奧斯曼佔領希臘以後，許多希臘學者流亡到西歐，成為歐洲上層子弟的教師，從而使原先被保存下來的希臘文著作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本主義，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都以希臘古典著作為濫觴。這就是為什麼現代科學出現在西歐。這也是為什麼不論今天的希臘無論陷於何等嚴重的金融或是政治危機，它將是世界上永遠的文化大國。

（全文見《信報》5/28《危機聲中重遊希臘》、6/4《古典希臘文化與西學東漸》及6/11《拜占庭帝國速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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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遺風

報名參加韓國團後，回來查看一些韓國的資料。不看不知，原來韓國跟日本一樣，保留了中國古代行政區劃的名稱──「道」。

日本現在只剩下「北海道」，但韓國則以「道」代「省」，全國劃分為八個道，如東北部的「江原道」（圖標9），就是賞楓勝地雪嶽山的所在地，也是冬日滑雪的首選地；而韓國現代史上重大的「光州事件」就發出在「全羅南道」（圖標13）。現在，光州市（圖標5）已成為「廣域市」（大城市），脫離了全羅南道，行政獨立，地位與「道」相同，情況類似於內地北京、上海等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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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遙古城

今天，當我們提起山西，第一個印象就是煤礦大省，第二就是無日無之的煤礦意外，然後呢？可能是空氣不佳，接着就沒什麼別的印象。

當我們翻開歷史，在離我們不過三百年前的清代初年，山西以商業發達而聞名，當地的平遙縣、祁縣、太谷縣，被後來的人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民國時代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就是太谷人。

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山西商人創造了「票號」這種金融機構。清代商業發達，資金流轉如果動輒要運送大量銀兩的話，勢必造成流通和安全的問題。聰明的山西商人便經營票號，讓存款人兌換成銀票，然後到目的地提取現款。山西的票號，縱橫四海，匯通天下，到清末時，更在國外如朝鮮、日本等設立分號。

山西是春秋時代晉國的封地，後來三家分晉，成為了戰國七雄的韓、趙、魏。山西的商人又稱晉商，晉商的成功，可說是儒商文化的又一傑作。

什麼儒商文化？就是為商者，不僅具備商業才幹，還有儒者「見利思義」、以家國為己任的大我精神。據余秋雨《抱愧山西》的描述：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與他們良好的整體素質有關。這種素質，特別適合於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因此也可稱之爲商業人格。......

講究信義。
.......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爲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很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態」，在南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不僅如此，他們在具體的商業行爲上也特別講究信譽，否則那些專營銀兩匯兌、資金存放的山西票號，怎麽能取得全國各地百姓長達百餘年的信任呢？

如所周之，當時我國的金融信託事業並沒有多少社會公證機制和監督機制，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金融信託事業的競爭，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而在這場競爭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於領先地位，他們竟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業同行互間的道義和商業行為本身的道義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給中國商業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義上的光彩，也為主攻思想史上歷時千年的「義利之辯」（例如很多人習慣地認為只要經商必然見利忘義）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嚴於管理。
山西商人最發跡的年代，朝廷對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約束，面對如許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卻很少有隨心所欲地放縱習氣，而是加緊制訂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一切無序的行為至多得力於一時，不能立業於長久。

我曾恭敬地讀過上世紀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科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的隊伍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號總經理雷履泰這樣的人則完全可以稱之為商業管理大師而雄視一代。歷史地來看，他們制訂和執行的許多規則正是他們的事業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訣所在。

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內部機制上改變了一般的雇傭關係，把財東和總經理的關係納入規範，總經理負有經營管理的全責，財東老板除發現總經理有積私肥己的行為可以撤換外，平時不能隨便地頤指氣使；職員須訂立從業契約，並劃出明確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察升遷；數字不小的高級職員與財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與共、情同一家；總號對於遍布全國的分號容易失控，因此進一步制定分號的報賬規則、分號職工的書信、匯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常，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不必為已有產業搞得精疲力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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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敬清寂

中午到香港公園茶具文物館參觀茶道用具展覽，展覽是老師在「中日文化交流史」課上告訴我們的。今天星期六，有日本茶道香港分會的會員身穿華麗的和服，到場示範茶道。上課時老師講授茶道，我聽得津津有味，今天身臨其境，對照課上所學，倍感親切。

和平常的茶道(Chado)不一樣，示範不是在室內，我們也不坐在榻榻米上，這次是「立禮式」(Ryurei)的茶道，在文物館的草坪進行。

有的會員在台上做茶，有的在旁邊講解，還有一些派「和果子」給我們吃，這是日式的糖果，因為茶道用的不是茶葉，而是茶葉磨成的粉末，相當苦澀，如果不先吃點甜的，會很不好受。講解員告訴我們，十一月是茶道的新年，春天種下的茶就收藏到現在享用。茶粉呈粉綠色，用茶碗（對，是一個大如吃飯的碗）端上，我嚐了一下，覺得味道很奇怪。

中國人品茗，看重的是茶的味道；日本人的茶道，味道是次要，重要的是做茶的手法、品茶的儀式、用具的精美，以體會其中「和、敬、清、寂」的境界。「和」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敬」是相互的尊敬和感謝；「清」是純淨；「寂」是清靜、心靈的平和。

「和、敬、清、寂」是從佛教禪宗而來。最初的茶，是由留學中國的日本僧人帶回日本，也只有僧侶和王公貴族才能享用，後來戰國時代，與豐臣秀吉同時的千利休把茶道發揚光大，也把它普及給一般百姓品嚐。原來，這種茶葉磨成粉末的方法在中國宋代很流行，叫做「抹茶」，可是以後我們不用了，也遺忘了這種品茶的方法，倒是日本把它留傳下來，讓我們知道我們的祖先是怎樣喝茶的。

現在茶道分成三個流派，叫做「表千家」、「裏千家」、「武者小路千家」，都是千利休的後人所創立的，其中以裏千家最為盛行，現於茶具文物館展出的用具都屬於裏千家的，而「立禮式」茶道也是裏千家發明的。據老師說，以前茶道都由男性做茶，戰後都改由女性作主持，可說是傳統的一種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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