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我們的祖先酷愛文字，遠古以前已在龜甲、獸骨、器物、竹簡等物料上記錄他們的所思所感。然而，我們今日「文學」這個概念，要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220至589年）才真正成形。
那麼古人讀書識字，為的是什麼？試引我們中文課上的「文學家」的傳記作解說：
仲淹泛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這就是在《岳陽樓記》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在《宋史》列傳上的一段。《宋史》沒有記下他的「文名」，卻推崇他以經學矯厲士人風尚。
如果說范仲淹推動「慶曆變法」，是政治家多於文學家；那麼，蘇轍又怎樣記述他那位「文名滿天下」的哥哥蘇軾呢？請看《東坡先生墓誌銘》：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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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軾行書《新歲展慶帖》 |
范滂，東漢時嫉惡如仇、憂國憂民的氣節之士。時冀州大饑，盜賊四起，可是官吏卻置百姓生死於不顧，繼續巧取豪奪。朝廷派范滂去查處貪官，范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冀州邊境，官吏自知罪責難逃，紛紛望風解印而去。
漢靈帝建寧二年，宦官專權，發生黨錮之禍，范滂被通緝，慷慨就義，訣別母親說：「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滂母道：「汝今得與李、杜（指李膺、杜密，皆當世名士）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這就是范滂別母的歷史。世雖有攬轡澄清的范滂，然則未必有勉兒就義之滂母，難怪蘇母要慨然歎息並勉勵其子倣傚了。
要說明的，出仕為官是古代士人的正途。要踏上仕途，便必須通過了科舉考試；而古人學通經史，下筆成文，正是科舉訓練的成果。因此，所謂文名滿天下，對古人來說不過是錦上添花之事。可是，我們現在卻本末倒置，看重古人文章的藝術成就，多於他們的政績或政治抱負，古人泉下有知，也許啼笑皆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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