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新年

在踏入二零零八年之際，看《亞洲週刊》介紹余英時的文集《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有幾分感動、幾分振奮，很期望星期日（一月六日）在香港電台《傑出華人系列》看到他的訪問。

為什麼余英時會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有濃厚興趣呢？
七歲那年，抗戰爆發，余英時跟著伯父來到安徽潛山縣官莊鄉避難，在那裡一住就是九年。窮鄉僻壤的官莊鄉，幾乎與現代文化完全沒有接觸，一切都還保留著一百年前的習俗、傳統。人生非常重要的受教育年紀，這裡卻沒有當時中國已相當普及的現代學校，余英時只能上私塾，習誦《三字經》、《四書》、《古文觀止》，拜孔夫子的像和「天地君親師」的牌子。

可是，余英時卻認為那是一種特殊的幸運，是「個人生命史上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因為「在前現代的社會和文化中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可以「親身體認到中國傳統的內在意義」。九年鄉居生活，讓余英時對傳統價值中合理而親切的部分，有了直接的體認、同情的了解。

二十世紀，包括中國在內的幾支古老文化沒有特別創造，原因何在？
在進入西方學術界之後，余英時發現他的外國同行同樣關注到的問題：整個二十世紀，包括印度、中國、波斯、以色列、希臘等幾支文化，毫無例外，都沒能創造出特別引人注目的新東西。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奇特的狀況呢？文化史家的解答大體上是一致的：整個二十世紀，這幾支文化在學術和思想上的主要努力都在於怎樣適應現代世界，怎樣對付西方的行動方式和思想形態。這導致對既有文化的不自信乃至嫌棄，繼而慌亂、病急亂投醫，始終不能冷靜、篤定地去整理、發現、發展自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

面對現代化與全球化，中國文代該如何回應？
從各大文明的源頭上說，在軸心時代形成的幾大文明（中國、印度、以色列、希臘）各有自己的鮮明個性和內在活力，也就是各自的價值系統，這本就無所謂好壞，只有各自發展的高潮、低谷。其實道理簡單，就如每個人的性格不同，一個人的成長，不是說要長成同樣的類型，而是能夠趨利避害，在經驗和智慧上能夠進步，能面對種種困境和某些暫時的逆境。我們說有所堅持、不苟且對一個人來說是一種好的品格，同樣的道理，在一個民族、一種文化身上也適合。

余英時認為，現代化決不等於西化，而西化又有各種不同的層次，科技甚至制度層面的西化不必然會觸及一個文化的價值系統的核心部分。中國傳統的自我觀念只要稍加調整，仍可適用於現代的中國人。正如，小時候在鄉間過春節，余英時的伯父寫完應景的紅紙春聯，又莊重寫下「天地國親師」五個大字，貼在安放祖先牌位的廳堂中間牆上。伯父向他解釋，這五個字原來是「天地君親師」，反映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親）、尊師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思想。不過現在已經沒有皇帝了，所以「君」字改成「國」字。一字之改，雖然整個價值系統的結構原封不動，但已顯露出傳統努力跟現代接壤的痕跡。

他為「知識份子」這個日譯名詞正名為「知識人」，為什麼？
余英時為中國知識人正名，把intellectual的日譯「知識分子」改為「知識人」，雖出於偶然，但一字之改卻牽動重要的觀念轉換。

余英時讀到一篇談「分子」的文章，說把人變成「分子」會有意想不到的災難性後果。這讓他恍然大悟，分子是階級劃分，其實無形中剝奪了「人」的尊嚴，把中國古代的孔、孟、老、莊也稱做「分子」更是彆扭。相信，明白此中真意的中國知識人，會欣然接受這一新稱謂，所謂「必也，正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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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小記

心情糟透了，原以為月底有一連多天假期，可以趕工做功課，寫論文，可是卻患上感冒，整個人渾渾噩噩，思想常「開小差」，眼睛在看筆記，腦筋卻不知轉到哪裏去，效率奇低。最難受是寫一句句子，改來改去都是詞不達意，全變成一些佶屈聱牙的中文，很討厭呀！

我不是沒有「病向淺中醫」！上星期初感冒初發，我趕緊看中醫。那位醫師是我慣常光顧的，一直都照顧得我很好，可是這次並不奏效，感冒持續。於是冬至那天，再看了一次，到了星期一居然聲音沙啞起來，原想買一瓶川貝枇杷露來喝，爸媽卻勸我改看西醫。我對西醫不太有好感，但也面對現實，但那些咳藥水，吃得我整個口腔像黏液給黏住了，一氣之下，要停藥了！小妹勸我要吃消炎藥，但咳藥水就不必了。說得有道理，我也聽話，於是在西藥的攻勢下，聖誕日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如今算是遏制了病情，只剩下一些咳嗽。一個多星期，接連看了三次醫生，可說是一項「紀錄」。

自我開導地想，假期本來是用來休息的，吃得清淡是健康，酣睡入夢也是福。更何況，幸福是什麼？幸福不是你不會生病；幸福是生病時，有家人照顧你，替你心痛，為你分憂，給你出主意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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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閒事掛心頭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
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有時節。

初次讀到這首詩，是在張曼娟《人間好時節》一書，一唸之下，便喜歡上，但什麼是「若無閒事掛心頭」？我就似懂非懂。

今天十時多才起床，修過髮後，吃點東西，回到屋苑去。剛久困髮型店裏，混身不舒暢，還是到公園伸展伸展筋骨，這才發現洋紫荊早已開得滿園都是，紫紅色的花沿着對生的大葉子一直盛開下去，燦爛奪目。仰望樹上的紫荊花，我又唸起這首詩。

「若無閒事掛心頭」，說的不就是我嗎？我不就是那個沒有「閒事」的閒人嗎？「閒事」大概是指擾人心煩的瑣事──可能是生活上的繁碎事情，可能是家庭間的繁文縟節，也可能是事業場上的爭名逐利，總之是所有令你不能安心下來的世情俗務。而我，卻有閒情看紫荊花。

回到大廈大堂，正等着升降機，看到一個剛學會走路的小人兒，步履蹣跚，怪可愛的樣子。她在母親跟前雙手一伸，她媽媽就問「要抱呀？」一手便把她抱起來。牙牙學語的她吐出兩個字來：「媽媽」，媽媽答她：「係度，咩事？」看到她倆溫馨的對答，我想，這位女士未必有閒情看紫荊花，但她在小女兒身上找到了她花一樣的世界。

這就是我生日的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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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知道

朋友比我大八日，所以我們常一起慶祝生日。今年她在銅鑼灣的餐廳留了座。下班後，我乘巴士到銅鑼灣，在維園下車，走路到銅鑼灣廣場二期。沿途滿街都是人，我平生最怕人多的地方，這次的反應卻是：嘩！很久沒見過這麼多人！巴不得多看他們幾眼──看看他們的面容，看看他們的衣着。

街上的人穿的皆以深色調為主，瞥見一位女士穿了一條白底紅花的連身裙，衣料及剪裁都強調那曲線美，令人眼前一亮。那邊有個大得可以自己走路的女孩在母親懷裏大哭大叫，令人側目，遠不及路上五頭大小不一、樣貌相似的狗兒聽話。前頭有三個高高胖胖的男子在兌換店旁密密耳語，直覺他們是北方人，趨前一聽，果然是說普通話的；又有幾個嬸嬸用我不懂的方言交談，從Sogo那邊走出來。

人家說香港人很少笑容，是有幾分道理。雖然是星期五晚上，又逢佳節臨近，但迎面而來的男男女女，卻不多有輕鬆歡愉的神態，就連路上派單張的餐廳侍應，都是目無表情的。

終於給我走到了銅鑼灣廣場二期。朋友奇怪問，為什麼短短的一段路，我走了這麼久才到？聽了我極其瑣碎的報告後，更奇怪問：「你好耐冇行街呀？」我告訴她，這陣子，我看書多過看人，做筆記多過跟人說話。

飯後，我跟朋友說，我要去人多的地方，於是我們便逛街去。在以深色調為主的街道上，我給一間光亮、裝飾得紅綠黃藍、很有節目氣氛的店子吸引着，便拉了朋友進去。進去後，才知道這裏是賣護膚品的，但我並沒留意有那一些護膚品，只覺得它們包裝得很特別，所使用的容器極像廚房用品！很自然地，我們便把東西打開來，往鼻上一嗅。朋友首先發現一罐「蜜糖」（是蜜糖面膜），很香！於是我拿另一瓶蜜糖味來嗅，卻嗅到「菠蘿」味，旁邊一瓶標明菠蘿味的，卻給我嗅出「椰子」味來！（忘了說，這兩瓶是hand cream）於是，我倆便很開心地玩了一場嗅覺遊戲。我跟朋友說，煮東西要味道好，現在就連護膚品都要「好味」！怪不得，這間店舖叫做Skin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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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上

　　文字與圖片
　　奔向事實的兩個方向
　　圖片向右，刺激視覺，留下烙印
　　文字向左，誘發感覺，觸動思考
　　文字邂逅上圖片
　　驚為天人！
　　墮入深邃的愛河
　　鶼鰈徘徊愛河之上
　　如影隨形

　　　　　　　　　　　　　相逢未謂晚
　　　　　　　　　　　　　指尖在鍵盤上跳動
　　　　　　　　　　　　　滑鼠輕巧滑動
　　　　　　　　　　　　　於是，紅線連結上
　　　　　　　　　　　　　詩人的五彩筆與
　　　　　　　　　　　　　攝影家的長鏡頭
　　　　　　　　　　　　　結出如詩如畫的
　　　　　　　　　　　　　畫中詩

　　　　　　　　　　　　　「我該怎樣謝你呢？」
　　　　　　　　　　　　　小小的電腦員
　　　　　　　　　　　　　幾下的工夫
　　　　　　　　　　　　　豈敢領功！

後記：我在電腦上順手按鍵幾下，替悠遊和風潮互相介紹，譜寫一場美麗的畫中詩創作。收到悠遊的感謝詩畫，回贈一首，聊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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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失求諸野

這學期最後一課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講述近代中國在日本散佚的古籍，頗令人唏噓。原來國家積弱，不但民不聊生，連典籍珍藏也要拱手讓人。

日本人蒐集收藏中國的典籍由來已久，從遣唐使開始，日本便大量輸入中國的典章制度。即使明治維新以後，社會上蘭學（學習西洋）呼聲甚囂塵上，不少日人依然珍愛中國的文物，三菱第二代社長岩崎彌之助便是其中的一位。岩崎家自1892年至1907年的十五年間，投資數十萬兩銀子，收購被丟棄的古典漢籍，建成一個收藏日漢古代典籍珍本的文庫，名為「靜嘉堂文庫」。「靜嘉」出自《詩經．大雅．既醉》：「其告維何，籩豆靜嘉。」鄭玄箋：「籩豆之物，絜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朱熹集傳：「靜嘉，清潔而美也。」文庫中的珍寶，用這個名字來形容，是當之無愧的。

靜嘉堂文庫之所以成為文化寶藏，乃源於岩崎家在1907年購得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陸心源「皕宋樓」的宋元舊刊、「十萬卷樓」的明代及其後的秘刻並名人手寫本，以及「守先閣」的尋常刊本，共珍本4,146種，合計43,218冊，其中不少藏書已被列為「日本重要文化財」。有關詳情，可參閱嚴紹璗《在靜嘉堂文庫訪「國寶」》一文。

有同學感慨這麼珍貴的文物竟落入日人手中，覺得很可惜，老師開解她說：「最重要的是，它們還在，還可以讓我們看得到。」我覺得老師說得對極了。當年為岩崎家穿針引線的日本漢籍目錄學家島田翰回憶說：「乙巳丙午之交，予因江南之遊，始破例數登陸氏皕宋樓，悉發其藏，讀之太息。塵封之餘，繼以狼藉。舉凡異日之部居類彙者，永以飽蠹魚。」可見陸氏晚年已無力維持理想的藏書環境，書籍沒有人打理，有被蟲蛀之虞，而兒子陸樹藩跟當時中華民族許多不肖子孫一樣，不爭氣不長進，非但沒有把父輩辛苦經營的基業發揚光大，也沒有盡本份好好守下去，卻把它斷送給外人。

如果這批典籍沒有被運到日本，其命運會怎樣呢？誰也說不定，幸運的話，也許會留在故宮博物院；不幸的話，可能毀於二十世紀無日無之的戰火之中，或在十年浩劫中被不知天高地厚的紅衛軍糟蹋掉。時至今日，國人對文物保護的意識仍甚低落，當天下課後，我回家閱報，恰巧看到一篇農婦拜師學盜墓的新聞。農婦偷挖亂掘，倒賣古董，家中的瓷器碎片跨越五個朝代，全給用作吃飯的碗、洗腳的盆、餵豬的槽，甚至盛潲水的罐，如此破壞文物，豈不比文物流落國外更令人痛心疾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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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有價

星期一港島補選結果公佈後，我曾考慮要不要在網誌上談一下呢？但又覺得太政治而作罷。昨日經過陳方安生與曾德成一場口舌之爭，倒使我沒那麼遲疑。

高官投身選舉，似乎都要來過「洗底」，競選時葉劉淑儀為當年推銷廿三條立法的手法公開道歉，昨日陳方安生首度以民選議員的身分在立法會發言，便說「民主及民生是不能分割，沒有民主就沒有公義，弱勢社群得不到重視。」頗有「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的意味。

平情而言，曾德成反擊陳方安生，依據的正是陳太的語言邏輯。如果「沒有民主就沒有公義」，那麼正如曾德成所言，陳太曾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主持經濟和福利的工作，「除非她認為殖民地統治就是民主，否則我不知道她當時所做的，到底是否民生的工作。」可是，曾局長把話說得重了，不但用「忽然民主」、「忽然民生」的字眼，還用陳太的名字做文章，「到底是否民生的工作，還是官生的工作，或者不叫安生，是官生才對。」

如果要曾德成道歉，針對的該是他用陳太名字做文章的一點，至於其他言論，我覺得是在情理之中。「沒有民主就沒有公義」，陳太洗底是不是洗得太過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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