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新年

在踏入二零零八年之際，看《亞洲週刊》介紹余英時的文集《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有幾分感動、幾分振奮，很期望星期日（一月六日）在香港電台《傑出華人系列》看到他的訪問。

為什麼余英時會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有濃厚興趣呢？
七歲那年，抗戰爆發，余英時跟著伯父來到安徽潛山縣官莊鄉避難，在那裡一住就是九年。窮鄉僻壤的官莊鄉，幾乎與現代文化完全沒有接觸，一切都還保留著一百年前的習俗、傳統。人生非常重要的受教育年紀，這裡卻沒有當時中國已相當普及的現代學校，余英時只能上私塾，習誦《三字經》、《四書》、《古文觀止》，拜孔夫子的像和「天地君親師」的牌子。

可是，余英時卻認為那是一種特殊的幸運，是「個人生命史上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因為「在前現代的社會和文化中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可以「親身體認到中國傳統的內在意義」。九年鄉居生活，讓余英時對傳統價值中合理而親切的部分，有了直接的體認、同情的了解。

二十世紀，包括中國在內的幾支古老文化沒有特別創造，原因何在？
在進入西方學術界之後，余英時發現他的外國同行同樣關注到的問題：整個二十世紀，包括印度、中國、波斯、以色列、希臘等幾支文化，毫無例外，都沒能創造出特別引人注目的新東西。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奇特的狀況呢？文化史家的解答大體上是一致的：整個二十世紀，這幾支文化在學術和思想上的主要努力都在於怎樣適應現代世界，怎樣對付西方的行動方式和思想形態。這導致對既有文化的不自信乃至嫌棄，繼而慌亂、病急亂投醫，始終不能冷靜、篤定地去整理、發現、發展自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

面對現代化與全球化，中國文代該如何回應？
從各大文明的源頭上說，在軸心時代形成的幾大文明（中國、印度、以色列、希臘）各有自己的鮮明個性和內在活力，也就是各自的價值系統，這本就無所謂好壞，只有各自發展的高潮、低谷。其實道理簡單，就如每個人的性格不同，一個人的成長，不是說要長成同樣的類型，而是能夠趨利避害，在經驗和智慧上能夠進步，能面對種種困境和某些暫時的逆境。我們說有所堅持、不苟且對一個人來說是一種好的品格，同樣的道理，在一個民族、一種文化身上也適合。

余英時認為，現代化決不等於西化，而西化又有各種不同的層次，科技甚至制度層面的西化不必然會觸及一個文化的價值系統的核心部分。中國傳統的自我觀念只要稍加調整，仍可適用於現代的中國人。正如，小時候在鄉間過春節，余英時的伯父寫完應景的紅紙春聯，又莊重寫下「天地國親師」五個大字，貼在安放祖先牌位的廳堂中間牆上。伯父向他解釋，這五個字原來是「天地君親師」，反映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親）、尊師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思想。不過現在已經沒有皇帝了，所以「君」字改成「國」字。一字之改，雖然整個價值系統的結構原封不動，但已顯露出傳統努力跟現代接壤的痕跡。

他為「知識份子」這個日譯名詞正名為「知識人」，為什麼？
余英時為中國知識人正名，把intellectual的日譯「知識分子」改為「知識人」，雖出於偶然，但一字之改卻牽動重要的觀念轉換。

余英時讀到一篇談「分子」的文章，說把人變成「分子」會有意想不到的災難性後果。這讓他恍然大悟，分子是階級劃分，其實無形中剝奪了「人」的尊嚴，把中國古代的孔、孟、老、莊也稱做「分子」更是彆扭。相信，明白此中真意的中國知識人，會欣然接受這一新稱謂，所謂「必也，正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