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份進念重譽重演話劇《萬曆十五年》，我在地鐵月台上看到廣告，第一時間便決定要入場觀賞。對此劇的興趣源自黃仁宇的原著，黃仁宇是歷史學家，卻以小說家的筆觸，活脫脫地刻劃了好幾個明代人物的遭遇，突顯他們身處年代的氛圍，企圖說明明朝以至中國走向衰敗的由來。這本書有上乘小說的本領，使讀者欲罷不能，我一連追看了多個晚上；看完以後，又深覺沉重，畢竟黃仁宇不是小說家，讀史的本意是鑒古知今，黃仁宇是愛之深，責之切。
對胡恩威，我頗有好感。兩次看過他執導的《東宮西宮》，都是言之有物，切中時弊的。懷著滿心的期待，我走進藝術中心劇院......
改變觀賞的角度
原來是要看胡恩威的編導功力，但入場的前一天，老師在課堂中講解《禮記》「居喪三年」的內容。所謂「居喪三年」，意指子女須為去世的父母守喪三年。話劇第一幕的張居正講述的第一個事件恰巧就是「奪情」──張居正在萬曆皇帝再三挽留後，沒有回鄉為父守喪。明朝以孝治國，張居正的舉動惹來文武百官的口誅筆伐，指斥他有違禮制，動搖國本。既然開宗明義說「禮」，使我一開始便以另一個角度看這齣歷史劇。
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看得很感慨──為中國走上衰敗頹靡之路而感慨；這一次，從禮的落實情況看《萬曆十五年》，還是看得很感慨，更有惆悵不惑之感。
禮的原意與流變
《禮記．禮運》說「人義」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義分為五種關係，在我看來，每種關係都是對應的，各有其職分和追求致達的境界；而孟子提出「民貴君輕」和「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闡釋君臣關係，相當獨到又合情合理。
可是，在漫長的歷史流轉中，這些關係出現了嚴重的傾斜，人們看重的是「孝、悌、聽、順、忠」，講求一方對另一方絕對謙卑服從，彷彿在上者、位尊者沒有絲毫的責任，可以胡作妄為。在劇中，海瑞就是一個這樣偏執的人：他要行孝，於是聽任母親的話，兩次休妻；他判案依據「倫理」，於是叔對姪錯、兄對弟錯、窮人對而鄉紳錯。在海瑞的世界，只有兩種人，就是君子和小人。
絕對性加上兩元化，使儒家變成教條主義，失去生命的動力，也再難成為指點人心的明燈。抑壓越強，反抗越強：人們越是滿口「仁義道德」，心裡越是跟隨慾望走。劇中，萬曆之所以怠工不早朝、李贄之所以荒誕不經，就是要對抗這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儒家禮教」。
先秦的禮，是「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到了明清，「禮」變成桎梏人性的咒詛；在魯迅小說中，「吃人的禮教」是殺害祥林嫂的元兇。
是誰之過？
令我不惑的是，究竟禮本來就是一把雙刃刀，既提供了法則秩序之本，亦拘束人性的發展？還是人們在詮釋禮的過程中，加入不良的元素？如果我們把責任推給統治者，說都是八股文的錯，但八股文作為一種科舉制度，罪名頂多是培養一批不識實務、保守不會轉彎的書生吧！可是，如果一個人把前半生沉淫在經書之中，難道不會問自己「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嗎？如果把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難道唸到「民貴君輕」時，還會服膺「君要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嗎？我翻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朱熹對「民貴君輕」的注解與我們現在的理解並無差異。
一齣好的話劇，就像一首好詩，可以給人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來詮釋。胡恩威的《萬曆十五年》就是這樣的一齣話劇。
延伸閱讀：
博客來《萬曆十五年》書介
亞洲週刊書介：《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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