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難題」波瀾再起

以研究中國文化史蜚聲世界學壇的英國學者李約瑟，提出「既然中國在十六世紀之前的科學技術一直領先西方，為什麼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出現？」這個問題被稱為「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自己的看法是，中國很早便推行中央集權由上而下的官僚制度，其弊端令新的觀點很難被社會接受；長期的「輕商」政策，抑壓了新的技術開發；而中歐的地理環境迥異，也使歐洲人更願意競相衝破阻力，發展科技。

「李約瑟難題」引起人們的熱烈討論，一直到現在仍沒得出一個完整的答案，近期又成為關注點。

這星期林行止在其《信報》專欄撰文（全文按此），推薦陳方正《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

陳方正溯自古代文明傳統、循不同地域的文明起伏，追蹤科學發展的脈絡，對西方16-17世紀之前科學史做了通史性質的論述，指出以數學表達宇宙秩序的種籽源自愛琴海世界的自然哲學觀，因此現代科學的源頭就在古希臘，而現代科學出現在古希臘科學遺產的主要繼承者歐洲那邊，也是必然的。西學東漸，卻因中國本身文化根深，沒有適當和合催生的條件，當然無法產生大爆炸性的思想融合，所以中國實用科技的成就仍歸科技層次而生滅；繼往開來的普世科學「生命力」仍未具備足夠條件在中國結果開花。

這個理論的基調，似乎跟張信剛不謀而合。

六月初張信剛在《古典希臘文化與西學東漸》中寫道：「假如說古典中國文明的主要關注點在人的今世和社會倫理，……古典希臘文明更多的關切是在尋找自然界的奧秘和發現真理的途徑。因此在所有古代文明中，希臘文明更加注重客觀真理和理性思維。」雖然希臘破落了，其文明卻透過羅馬帝國的傳播和轉承，影響了中古伊斯蘭文明和近代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主義，進而為現代科學奠定基礎。（全文按此，或參閱筆者的摘編）
 
陳方正和張信剛對「李約瑟難題」的解答，是採用探討中西文化之異的方法。往者已矣，我想，大多數的人更有興趣的是，未來中國能誕生土生土長的傑出科學家嗎？

這裏容我引入一個相關的問題，就是「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的提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清華大學教授張緒山於六月號的《炎黃春秋》撰文回應（全文按此），認為錢學森心裏已有明確的答案，不過是委婉地提醒當權者，改革開放三十年，已取得不少成就，現在是時候解決人才培養的問題了。

就此張緒山回顧建國六十年政治現實，對人才的摧殘，沉痛感慨；溯本清源，則直指是中國文化及儒家教化的問題。近世以來，中國常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知識份子憂國憂民，汲汲為國家發展尋求出路，往往病急亂投醫，或一味引入外國學說，或恨不得大力鞭笞傳統文化，都是過猶不及之策。張緒山亦未能走出此一窠臼，但其見解也有參考的價值，故摘編如下：

深究「錢學森之問」，我們會發現，現在的教育不僅沒有培養傑出科學研究人才，同樣也沒有培養出傑出的學者和思想家；而大科學家與大學者、大思想家，所賴以湧現的土壤是相同的。是怎樣的土壤呢？在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已提出，文化思想的創造需要三個基本條件：一是天才人物對學問的真興趣，二是充分的思想自由，三是充足的閒暇（時間之保障）；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1. 從生物學角度，潛在的天才人物在每一個群體和每一個時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真正的學問愛好者從來不乏其人，然而，即使是天才人物，對學問的興趣也很容易被引向歧途，偏離學問之境。
   
   中國社會從春秋戰國時代開始，文化實用主義決定了對形上思維的欠缺，而兩千餘年間儒家思想所宣導的「學而優則仕」，更將絕大多數才智之士的興趣吸引到了官場；儒家「修齊治平」的「治人術」成為士大夫階級「學問追求」的核心內容，註定了學者的心靈與「非人事」學問的隔膜。
   
   到了今日，官場上「人民公僕」「瀟灑」地揮霍國民財富，國人聚談官場現狀則為之痛心疾首、切齒為恨，獨處觀望則心嚮往之、垂涎三尺，恨不能那「好事」立刻落到自己頭上，在此情況下，我們還指望讀書人對學問有真興趣嗎？
2. 對於傑出人才的成長，思想自由簡直就如同空氣與水分對於生命一樣重要，然而，思想自由絕非每一個群體和每一個時代都能提供。在我族兩千餘年皇權專制社會的歷史上，「思想自由」是與「無父無君」一樣被視為怪異可怕的名詞，只有兩個時代是例外，一是春秋戰國之際，一是清末民初。這是兩個政治上非常態的時期，但又是真正稱得上群星閃耀的時代。
   
   正如絢爛的花園要以百花爭奇鬥豔才能形成一樣，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的星空，抽取了「思想自由」這個最基本的內容，不可避免地暗淡下來。沒有思想自由的法律保障，幻想大師巨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於華夏大地，直猶如緣木而求魚。
3. 對學術研究有真興趣的天才人物，還需要有充足的時間保障其思想自由條件下研究活動的進行。在民國時期接受教育的人物中，錢鐘書與季羨林是國人非常熟悉的大學者，然而，錢鐘書有下放「幹校」勞動空耗其不世出之才的經歷，季羨林有過進牛棚、挨批鬥的遭遇，此二人都為「不得閒」而荒廢了一生最具創造力的時光，只是在晚年才重得閒暇而在學術研究上綻放出應有的光彩。
   
   任何人，包括那些不世出的天才，設若先是被各類政治學習、現在又被沒完沒了的表格所耗費，沒有自由研究的充足時間，其結果必定是一事無成。

最後，就以高錕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後、《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諾貝爾獎離我們有多遠〉為本文作結：

高錕是幸運的，他自幼在寬鬆的環境下成長。…….從來沒有人阻止他「異想天開」的夢想。9年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生涯，他同樣有條件去塑造學生們「自由的心靈」，塑造「敢於表達意見的文化」。「能够做前所沒有的事，我感覺很滿足」，這是高錕成功的最大秘密，也是那些朝思暮想諾貝爾獎而不得者最容易忽視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