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移居香港，最不喜歡的是廣東話教學，害我們不能「我手寫我口」，每一次下筆前總要在心裏做翻譯，把廣東話譯成書寫中文。
長大後學寫詩，才知道粵語源遠流長的一面。它不完全是「南蠻」的方言，而是承傳了中原文化──北方經歷多次戰亂，中原士族不得不流徙南方，同時把原來北方的語言文化帶到南方去，於是閩粵地方便保留了古漢語的詞彙、語音等，反而北方長年被外族統治，混和了胡人的方言，把中原古音丟失殆盡。
正如葉輝在
《推普機碾不碎粵語的舌頭》指出：「粵語版圖覆蓋兩廣，自漢代以降，一直奉行一地雙語制，相安無事──朝廷派來的交趾刺史、來自五湖四海的商賈與『墾卒』都以『雅言』（官話）溝通，而百越土著都說方言，雙語沿嶺南江河交匯，相互滲透，粵語及其『次方言』（四種廣府話以及兩陽話、四邑話）由是逐漸形成，其後『雅言』式微，倒在粵語保留了『雅言』的痕迹。」
因此，我贊成普及普通話，讓所有的中國人可以用共同的語言來溝通；可是，我亦主張保存方言，讓我們的古文化不致於變成死語言，還可以在新時代中活潑地再創新猷。
亞運會舉行在即，廣州市政協建議廣州電視台節目改用普通話廣播，掀起民間的「粵語捍衛戰」。對於所謂「普通話的正宗地位」，李照興的
《廣東話之戰》切中要害：
我們都學普通話，但普通話對中國人而言，其實是最沒生活感的。沒有所謂正宗的普通話，它並不源自生活，只是一種行政手段的結果。北京人也不說普通話而是帶北京腔的京片子，跟普通話差別很大。普通話應容許不同口音，更應互相尊重包容。說到底，普通話沒有文化底子，只可作為溝通工具。
普通話只是一種溝通工具，我們要爭取的，是普通話的非道統化，落實它的工具化。亦即大家都曉得基本用以溝通的普通話就行了，卻不要以所謂官方音中央台腔的普通話作為權威的代表，這種權威，其實就是變相的道統，被說成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正統。世界講求多元，貴族口音官方口音與邊緣口音民間口音的並存，是維護多元化尊重平權的世界趨勢，口音歧視固然存在，根源正是某種自以為道統的語言霸權。
陳雲的《廣東俚語手冊》言簡意賅，舉證精到，全文抄錄如下：
廣東人源自古代的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阻隔，反而不受胡人沾染，保存古中國的風俗及語文。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三語合一，混同幾千年，修成正果，是為廣東話，也是中國南方通語（「南方普通話」）。
北方的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及滿洲胡音及蘇俄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且混得一塌糊塗。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簡體字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廣東語音豐富，有九聲（或十聲），辨義能力強大，故此頗多單音節詞，如北方白話的杯子、眼睛、木頭，廣東話只需說杯、眼、木，文書也寫杯、眼、木。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我去九龍」、「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代語法，若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麻煩。
粵語留漢唐語法最多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卻被普通話教學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廣東人掛在口邊之「不同」，要改寫為「不一樣」。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要中國言文統一，必須恢復古雅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
應恢復古雅通用中文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之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的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無異於扼殺中華文化。
至於廣東俚語，更是傳神，有古文意蘊，更有風土情、城市味，以下隨意羅列，比對通用中文及北方話，便知翻譯之難。大家賞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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