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一文節譯自Torn apart: the people behind the posters, Financial Times, 2011/9/10-11
在世貿中心受襲後數小時，街上貼滿以百計的尋人單張。它們最初湧現在醫院門外，然後迅速向四周的街燈、牆壁、樹木、櫥窗、地下道標誌擴展出去，以至任何一個可供膠紙黏貼單張的公共地方。
不久後，這些單張變成對亡者的致意，是簡短即時的訃聞，讓人知道失蹤者已經永遠離去。
泰利．嘉贊尼(Terry Gazzani)的尋人單張最像一篇悼文──它請認識泰利的人回電郵；它沒有提供電話號碼；它不是尋找關於泰利的資訊，而是請求人們記念他。「一九七七年二月廿三日誕生；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失蹤。」泰利的親友知道這天是他的死忌，但為策萬全，只寫作「失蹤」。單張上的照片也不是近照，而是展示親友心中的泰利：自信、英俊、有魅力、懂得尋找樂趣。
泰利在北座受影響區之上的104層工作，是Cantor Fitzgerald金融服務公司債券部的員工。該公司在「九一一」中有658名職員罹難，遠較其他公司為多。這是泰利在麻省本特利學院(Bentley College)畢業後第一份真正的工作。
安東尼和妹妹姬絲汀是其中兩位幫忙張貼泰利尋人單張的成員，他們請影印店放大泰利的照片，店舖的女士看後忍不住哭了起來，「我永遠無法忘記貼上膠紙時的感覺，真的很瘋狂，」姬絲汀回憶說，「我覺得自己至少幫上忙，雖然我心裏明白，這也無法把泰利帶回來的。」
泰利是馬田和翠西的獨子，事發時仍與他們同住。翠西是小學老師，最近退休，丈夫馬田是一家首飾店的店主。要他們憶述泰利，是難為他們的事情，但他們仍願意接受訪問，轉介其他的親友，因為他們希望泰利的名字能夠永存，成為人們口中常道的人物。
翠西在世貿中心遺址附近的訪客中心當義務導遊，每星期數次。她擅於聊天，讓人安心。她把遺址的數據事實倒背如流，流暢得令人忘了問她為什麼會在這裏，但在行程將要完結時，她把備忘卡拿出來，告訴你她廿四歲的兒子在事發的北座死去，並回憶幾個難忘的片段：那一刻當她明白兒子永遠不會回來；大批親友在接下來的日子裏，駐守在她家；泰利與朋友在最後的通電說：「別擔心，我要回家了，告訴我父母我愛他們。」
在「九一一」事件後的第一個星期一，她回到工作崗位，「我需要常態的生活方式，而我不知道什麼是正常。我們最終要學習過沒有泰利的日子，如果我回到學校，便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學生身上，忘卻家中發生的事。」
然而，丈夫馬田七年來，一直迴避復工。二零零四年的聖誕節，他嘗試重開首飾店，但接待顧客，令他緊張得不知所措。於是，店舖便給擱置了，他藏身小房子裏，為兒子建立一個網站。
馬田跟其他「九一一」的家庭一樣，收到賠償金後，毋須為錢工作。每個家庭根據預估收入，平均獲得聯邦政府發放超過二百萬元的賠償金，這最終是要保護航空公司：接受了賠償，就等同放棄提出訴訟的權利。
「我們生活得較以前富裕，」馬田說：「當然我們更希望泰利在生，多於這些林林總總的東西，但這些年來我們去了多次遊艇旅行，買了很多東西，請了親友多次晚飯。」最終，翠西給馬田下最後通碟：回去工作或者賣了店子，這不是錢的問題。現在他每週工作三天，每天四小時。
與馬田的訪問是在翠西之後。當馬田告訴翠西他也願意受訪，翠西震驚不已，她在電郵中形容這是個「哇一聲的時刻」。馬田透過電話接受訪問，而翠西在後面的廚房幹慢活，以圖保護馬田。馬田大概談了一個小時，直到他說：好了，就這樣了。
「這不是我早上醒過來後的第一件想起的事情，但以前是的，」他說：「我整天在想，但想起的次數越來越少。」馬田讓親友談泰利，但「像帷幕遮蓋他似的模樣，」翠西說，他躲到電腦那裏。
到處都有泰利在尋人單張上的照片。翠西放一張在她的身分證裏，也把它印製在多年來發出的邀請卡和紀念卡上，「我們都有這張照片，我對他一直留在那個年紀、困在那個時刻，感到疲倦，」姬絲汀說。
馬田和翠西想記着泰利，但卻想忘記那一場襲擊。當電視螢幕播放大廈崩坍的畫面，他倆都別個臉去。他們也不談引致「九一一」事件的政治原因。「我們對政府做錯事而付上代價這些一派胡言，不感興趣，」馬田說：「這是發生了的事，沒有人能解釋。」
很多人還保留他們的尋人單張，有一些被紀念館和博物館正式收藏，有一些還懸掛在世貿中心旅客中心。站在這些歷史陳列品中，感覺很奇怪，覺得與單張上的人物有很一種緊密的連繫，知道他們的故事、知道深愛他們的親友的傷痛。然而，「九一一」事件死難者的親友正正希望我們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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