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不時在Facebook上寫點個人感想，看多了感覺他不太快樂，於是留言給他，鼓勵他多看詩。因為在詩中，我們會發現，我們所有的悲傷，古人都曾經歷過、體驗了，那種「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無法名狀的痛苦，他們一字一淚、一行一血掏出心來書寫，化而為詩。然後，當我們發現自己的遭遇不是唯一的，自己的感受不是孤獨的，霎時，豁然開朗起來。
因此，給朋友找杜甫詩。選杜甫，是因為他心懷大志，但時不予我，不得不鬱鬱終老，他的際遇，很有典型意義；而他的詩，沉鬱挫頓，跟他為人一樣，有內涵、有深度，而且認真，經得起反覆推敲，所以耐讀。想不開時，不妨找杜甫詩讀讀，他絕對可以跟你較真。
結果，在郵箱中找到一篇舊作。除了引用杜甫詩，寫天下人共有之情外，還旁及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
故事從陳耀南一篇《世易時移杜尚尊》的專欄文章說起。（原文刊於2007年《信報》，見本文最後部分。）
（一）陳耀南在文章說：「在傳統中國，長久以大一統君主專制作為社會常態，以軟弱的儒家、逍遙的道家、樂生的道教、捨離的佛教作為指導思想。」他稱杜甫詩「表現了作為傳統中華文化骨幹的儒家思想最有價值的所謂『知命守義』這精彩的信念」，字裏行間，頗帶一點諷刺意味。
然而，儒家是「軟弱」嗎？道家是「逍遙」嗎？佛教是「捨離」嗎？（為不再生枝節，另文討論宗教問題。）
如果我們認同中文（或國學）是經、史、子、集的合成體的話，那麼，以「十三經」為代表的經學，便是人生的法度，體現儒家的理想、所倡導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可是，現實的人生是如何？孔子樂天知命，但不是不可救藥的「浪漫派」，否則便不會視六經為圭臬，而六經之一的《尚書》便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觀乎浩瀚的史籍，便知此言不虛！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在堅守信念與考量實況的爭扎之中，我們需要老莊哲學來保全真我，以及其他子書的幫助。
更何況，中國的思想體系從來就不是儒家獨尊，而儒家本身也非一成不變──與孟子同為大儒的荀子，便摻入法家思想；以董仲舒為首的漢儒，又以陰陽五行為解讀手段；到了魏晉南北朝，儒學式微，老莊大盛，佛教流行，是宋儒調和儒道釋的先聲。因此，中國的士人（包括杜甫）都不是純粹的儒家信徒，或多或少都沾上了其他思想。
（二）陳耀南指舊日中國文學，特別是詩詞，儘多傷春悲秋、嗟卑歎老。
這事不好說，但既然陳耀南說杜甫，我便以杜甫的一首詩為例子：
《詠懷古跡之二》首四句：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杜甫讀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深深觸動，說「搖落深知宋玉悲」，宋玉是悲秋嗎？是的。只是悲秋而已？不僅如此。他感慨什麼？他感慨春夏已過，秋境蕭瑟，而天之四時，便是人生四境──壯年已過，青春消逝了無痕，瞬間便步入衰頹的暮年。然而，他仍有志願未達成！所以惶惶然懼怕死亡，更恐至死未了平生夙願！「人情莫不思得，而得志者有幾？雖處富貴，慊慊猶有不足，況貧賤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誰不感慨？」（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宋玉之歎，是感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這是千秋萬世人人各具的「同有之情」，故能觸動古往今來的詩人，形成悲秋的傳統。
杜甫的悲秋，是懷念宋玉，更是感慨同是天涯淪落人，同是「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的人──杜甫空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抱負，有志難展。從宋玉到杜甫，一千年過去了，「蕭條異代不同時」，人生總是如此，從宋玉那裏，杜甫找到共鳴、找到慰藉、找到支持。因此，與其說詩人總是傷春悲秋，倒不如說，時代變、環境變，但人心不變，依然為「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而發出感慨！
很多人跟陳耀南一樣，說詩人儘是傷春悲秋，我倒認為歐陽修說得更貼近真相，他說：「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年少時，我們或許會「為賦新詞強說愁」，可是，幾番歷練後，我們仍不願意跟辛棄疾一樣，說：「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那大抵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我們歷練不夠，不懂世途險惡；一是我們對於心中的夢想，難言放棄、難於放下。如此而已矣？
附錄：陳耀南《世易時移杜尚尊》
（信報，2007/3/5，P28，副刊專欄，晨光清景）
杜甫詩之所以應讀、堪讀與耐讀，因為，在藝術上，它表現了中國語文最吸引的特色與技巧；在情感、思想上，它顯露了人性的光輝，也透示了人力的軟弱。
從八世紀初期到後期，從先天、開元到永泰、大曆，繼承初唐而有盛唐，進入中唐而預告晚唐，杜甫以他的詩歌，或者淺近簡單得好像童謠民歌，或者鴻深奧博得有如辭賦，表現了作為傳統中華文化骨幹的儒家思想最有價值的所謂「知命守義」這精采的信念，同時也表現寢寐周孔的聖賢之徒，縱使真的管樂有才，面對不知是誰掌管命運，面對不出於民主，不由於理性，於是無可制衡的最高權力，那種無力與無奈。
歡欣喜樂當然也應該產生文學，不過，深刻的悲愁和長久的苦悶，似乎更多引起天下後世的人心共振。在傳統中國，長期以大一統君主專制作為社會常態，以軟弱的儒家、逍遙的道家、樂生的道教、捨離的佛教作為指導思想。人的情感愈豐富，愈敏銳，痛苦也就愈甚。蚌殼入了砂粒，不斷刺激着軟肉，避之不能，驅之不去，唯有分泌體液，將之包圍，把它異化—所謂「蚌病成珠」，最足以說明舊日中國文學，特別是詩詞，為什麼儘多傷春悲秋、嗟卑歎老。我們現代人，有影視媒介來渲染喜怒哀樂，有報章雜誌來報道申訴，有代議制度、民主選舉來參與政權，有獨立司法來維護綱紀，更根本、更重要的是：現代唐人有儒道佛以外的普遍的新信仰，多一個選擇，使我們安身立命，慰安心靈—這些，唐朝的唐人都沒有，熱心的詩人，只有「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白居易這句名言，比他先走一步，表現得更雅健、更恒久的，就是渴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的杜甫。
從中唐到北宋，元、白、韓、王、蘇、黃，幾乎位位大詩人都對杜甫俯首交心。不過，東坡所謂「一飯不忘君」，並不是「詩聖」尊號的主要成分。千多年後，君主政體也死了，某些尊杜者（例如張戒、潘德輿）連諷刺一下楊貴妃都認為有失臣子之禮這種愚鄙之論，早成為笑話了；不過，「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新安史》），宇宙之謎，生命之苦，人世之情，仍然寫之不盡，也因此，「志深而筆長」的杜甫，仍然許多共鳴，仍然堪尊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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